成功的山西商人深刻地影响了晋中乃至山西的

明清之际,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,民众的价值取向不断受到现实的修正,传统的“四民”模式逐渐被经世致用的“商士农工”思想所打破。面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和士人治生为急的现实困窘,晚明儒学逐渐由上行的“得君行道”转向为下行的“化民成俗”,为士商相通寻找理论上的契合点。与此同时,三晋大地由来已久的商业传统与”贾而成功者十之九”的示范效应为明清晋商的学而保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。而明清捐纳政策的负面影响则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明清晋商“学而优则贾”价值取向的确立。“十年窗下无人问,一朝成名天下闻”,为学入仕对普通士人具有无可置疑的诱惑力。然而,明清时期虽然士人数量剧增,但通过科举正途录取的名额却增加无几,致使士人考取功名的路径越来越窄。如蒲松龄一生九考未中,洪秀全六试不第,诸如此类举不胜举。对于屡试不第的士人而言,生活的巨大压力使之存在以治生为急的现实困窘。与此同时,成功入仕往往也非一人之力所能为,可以说“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,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”。面对现实与想理的巨大反差,士人阶层逐渐衍生了读书与治生相结合的社会自觉,认为“学者以治生为先务”,只有通过治生获得经济独立,方可保全人格尊严。为此,王阳明进行了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的命题论证,将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工商之民与士等量齐观。陈确进而认为“勤俭治生才是学人本事”,在观念上打通了读书与治生的通道,悄然拆除了士与商之间的思想壁垒。对工商阶层做出了全新的价值认定,为士商相通找到了理论上的契合点,也为士人投入商品经济大潮奠定了思想基础。明清之际,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,商业贸易发展迅速,商业成功的机会显着增加。山西由于地理条件、风俗习惯、经济政策等因素影响,民众崇商重商思想浓厚,豪商巨贾络绎不绝。成功的山西商人深刻地影响了晋中乃至山西的社会风俗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,以至于民间流传“生子有才可作商,不羡七品空堂皇”,“买卖兴隆把钱赚,给个县官也不换”的说法。据说日昇昌由于生意兴隆,“汇通天下”的名气使为商入市成为众多父母为儿子设计的理想前程。当人们可以比较轻松地通过经商业贾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存在时,对传统的读书入仕便失去了兴趣。“当此之时,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,往往学商贾,谓读书而多穷困,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。”可见,山西商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作为晋人从商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,进一步强化了山西人“学而优则贾”的价值取向。如前所述,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入仕的路径越来越窄,相当一部分人困顿竭厥,挣扎在生活贫困线上,不仅物质生活缺乏相应的保障,其内心也日益受到外部环境的挤压。这样,在寒窗的“内圣”砥砺失落了功名的“外王”晋爵之后,明清士人随之陷入了为学入仕与物质生存的错位痛苦。与此同时,明清大开捐纳之门,只要按照规定缴纳现银即可捐官、加级、送士子入国子监读书,或者给匾示旌,给顶事荣身。这样工商阶层便可以通过财富跻身士儒阵营。以清朝为例,雍正五年的捐纳政策指出:“除府、同知不许捐纳,其通判、知州、知县及州同、县垂等酌议准捐。”据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记载,通过捐纳官至总督巡抚的绝非仅有,刘锦棠、煊焕、端方、盛宣怀皆在其列。“商而优则仕”,当功名不经意间沦落为财富的奴婢时,士人形上意义的精神追求便伴随财富的生长趋于暗淡,传统举试的诱惑在行商坐贾的利益炫耀中也显得苍白无力,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使大量士人不得不放弃仕途而经商业贾。明清时期,随着社会的大举变迁,士人的理想人格趋向弱化,而工商业者则以经世致用的崭新形象进入公众视野。随着士商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升降分合,传统”士农工商”的凝固模式逐渐被打破。这样,工商业者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尊重与重视,之前士人心目中唯利是图、锱铢必较的商人形象被逐步得到修正,而将商业“贬之曰末务”、视商人为“市井贱夫”的传统偏见也随之消除。此时,明清晋商率先进行了由“学而优则仕”向“学而优则贾”的转变,实现了群体价值取向的转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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